台灣痞客?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也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轉捩點，
更是現代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
大清帝國如何崛起，開創康雍乾盛世？
又如何經歷西方強權叩關，走向衰亡？
這段波瀾壯闊、風雲變色的歷史，在本書有最精采的描繪與解析。

本書作者羅威廉是《劍橋大學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作者群之一，是當今西方研究清史的權威學者。《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是繼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之後，西方史學界極具代表性的清史研究專書，更為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中的最後一冊，全書綜合近數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呈現包括社會史研究、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作者羅威廉教授從這些觀點出發，把大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中。書中以主題為主、時序為輔的方式安排章節，深入淺出地探討清代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重要主題，分析與敘述兼長且極具可讀性。雖然本書原為針對美國讀者撰寫，然而對於想一窺歐美清史學界近數十年發展概要的臺灣讀者而言，仍是極佳的入門之作。

羅威廉在本書中運用西方的「帝國」概念恰如其分地詮釋清朝的歷史位置：清朝將蒙古、女真、西藏及其他非漢民族，成功地整合為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類似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是民族主義浮現檯面前的政治形式。

作者簡介

羅威廉（William T. Rowe）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碩士、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主任，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主要學術領域為近代東亞社會經濟史、中國城市社會經濟史等。著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ity）、《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等專書。

譯者簡介

李仁淵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社會與文化史。出版有專書《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論文〈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等。

張遠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清朝至近代的性別與通俗文化，著有《近代平津滬的城市京劇女演員1900-1937》、《清中期北京梨園花譜中的性別特質想像》等。

第十章革命

20世紀初中國史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是試圖從清帝國的遺跡中形成民族國家。「國家」在此並非指一個地方，而是刻意創造的，宣稱對特定領土具有最終控制權的「組織」，而「民族」是指因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定義的「一群人」。民族的成員可能被認定為有同樣「種族」或基因庫、共同語言、共同特定領土或共同歷史的人。也許對成為民族狀態最為包容廣泛的定義，是由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之主觀觀點：由其成員彼此磋商而同意，並且絕大部分為其鄰居們接受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當主權政治組織被嫁接到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上，「民族國家」於焉誕生。一個民族或民族國家中的成員，把個人對於民族群體的忠誠，放在對於自己、家庭、地方、階級或其他任何可能成為這種競逐忠誠的實體之上時，民族主義就此產生，許多晚清屬民愈來愈受到這種力量影響。

值得記住的是，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的興起甚至在西方也不是非常久遠。自覺的國家概念概念可能首次成形於17世紀實行國家建構的君主們，如布蘭登堡普魯士（Brandenburg-Prussia）霍亨索倫（Hohenzollerns）王朝、法國波旁（Bourbons）王朝，以及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等，這些國之國家主義意識型態，使其積極地努力建立由政府官員擔負的行政運作、官僚化的軍事，以及在其領土內的中央集權財政控管。而群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只比法國大革命早一點開始，直到1848年的歐洲革命才較廣泛地札根，待19~20世紀之交才達到全面發展。因此，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為成為民族國家而全力狂熱地投入，實未落後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太遠。

這些年的民族主義並非明確無疑地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雖然19世紀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如1810年代希臘的獨立運動，以及1848年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事確屬自由民主的範疇，但到了1870年代義大利激進民族主義者，和1880~1890年代無疑是俾斯麥式擴張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已被利用來為極為狹隘的中央集權服務。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大幅提高了這種反民主、高壓的、軍國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解讀。當民族主義者的呼籲真正在世紀之交前後扎根於清帝國時，某些例子聽起來非常民主化，但他們已在其中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例如，在章炳麟和劉師培的「國粹」用語中），1911年後這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的「種族淨化」以及領袖們接連的獨裁野心中，包括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全都是優良的「民族主義者」。

關於晚清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最後要注意的，是來自於所謂後殖民主義的觀點。此種評論認為，正是因為最終證明在西歐產生的民族國家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政治組織，因此沒有理由將其視為歷史的必然終點，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此外，更沒有任何理由把民族國家加諸於歐洲獨特歷史經驗之外的人身上，或以他們就此方式組織但相對未能成功來評斷。有其他可能取代清帝國的政治型態（例如太平天國）。但在20世紀初中國的特定政治精英，如同其他非西方地區一樣，認為自己非常有遠見地認知到，須要以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重建其社會，此使命並非巧合地賦予其本身，而這個歷史的偶然性就成為驅動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部分成因。